自典谟、训诰、誓命之书不作，两汉之制最为近古。一曰策书，其文曰「维某年月日」；二曰制书，其文曰「制诏三公」；三曰诏书，其文曰「告某官」「如故事」；四曰诫敕，其文曰「有诏敕某官」。此其凡也。策有制策、诏策、亲策，敕有诏敕、玺敕、密敕，书有策书、玺书、手书、权书、赫蹄书，诏有制诏、亲诏、密诏、特诏、优诏、中诏、清诏、手笔、下诏、遗诏，令有下令、著令、挈令及令甲、令乙、令丙，谕有口谕、风谕、谯谕。宥罪有赦，训诸王有诰，召天下兵有羽檄，要诘有誓约，延拜有赞，以致有报有赐，有问有诘，又有手迹、手记、诏记。其曰恩泽诏书、宽大诏书、一切诏书及哀痛之诏，随事名之。此其目也。策命简长二尺，短者半之，以篆书。罢免用尺一木两行，以隶书。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，选举、召拜亦书之尺一板。古今篆隶文体曰鹤头书，与偃波书俱诏板所用，在汉则谓之尺一简。诏书有真草，又有案。案者，写诏之文，一扎十行，细书，以赐方国。扎，牒也。孟康曰：「汉初有三玺」。蔡邕《独断》曰：「天子六玺，皆白玉螭虎纽」。《舆地志》曰：「汉封诏玺用武都紫泥」。故制诏皆玺封，尚书令印重封，唯赦赎令司徒印。露布州郡诏记，绿绨方底，用御史中丞印。通官文书不著姓，司隶诣尚书封胡降檄著姓非故事。诏书皂囊，施检报书绿囊，密诏或衣带间。丹书藏之石室，策书藏之金匮。此其制也。汉世代言未设官，王言作命，厥意犹古。而讨论润色，亦间有其人。高后令大谒者张泽报单于嫚书；淮南王安善文辞；武帝每为报书及赐，常召司马相如视草；光武答北匈奴藁草，司徒掾班彪所上。至永宁中，陈忠谓尚书出纳帝命，为王喉舌，诸郎鲜有雅材，每为诏文，转相求访，且辞多鄙固，遂荐周兴为尚书郎。秦少府吏四人，在殿中主发书，谓之尚书。汉因之，武、昭以后稍重。张安世以善书给事尚书，囊簪笔事武帝数十年。后汉始置尚书郎三十六人，主作文书起草，月赐赤管大笔隃麋墨。此其造命之原也。诏御史大夫下相国，相国下诸侯王，御史中执法下郡守。制下御史，御史大夫下丞相，丞相下中二千石，二千石下郡太守、诸侯丞相，从事下当用者如律令。郡国长史上计丞相、御史，记室大音读敕毕，遣以诏书。部刺史奉诏条察州，所察毋过六条，守令则承流宣化，使田里咸知上意。此其奉行之序也。君能制命为义，臣能承命为信；君不能以义制命，则无以使人心丕应，惟命之承。故夫夜下诏书，决之亟也；甲寅书报，应之疾也；毋下所赐书，几事密也；封还诏书，涣号不容于轻出也；更报单于书，辞令不嫌于修饰也。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，皆蠲除之。虽反汗，犹愈于遂非而稔惑也。有司毋得言赦前事，所以示民信也。策书泰深痛切，君子作文为贤者讳，所贵乎体之识也。昧死奏故事诏书二十三事，所重乎祖宗良法美意之得也。玺书封小，诏书独下，抑不可不虑其贾疑而召激也。案《尚书》大行无遗诏、诏书，独臧婴家及安得诏书封三子事，奸隐于仓卒诈售于危疑，尤有国者所当谨察而不可忽也。知此则知所以造命，知所以造命则知所以奉行矣。然有不敢奉诏者，有期期不奉诏者，有以死争不奉诏者，有诏数彊予然后奉诏者，犹或许之，盖所以养士气也。若其奉行不虔，则有常刑，故廉问不如吾诏者以重论。敢有议诏不如诏者皆腰斩，诈诏者当弃市。格诏者亦当弃市。矫制者腰斩，误宣诏者应罚金。令下腹诽者论死，诽谤圣制者当族。谓诏书不可用者，丞相、御史劾之，无承用诏书意者，御史奏之，而奉诏不谨者皆坐以不敬。丞相被策书则步出，司农发诏书则鸣鼓。其严如此，当时犹不能尽然。始而奉诏不勤，终而遏绝诏命；始而挢虔，终而擅诏。以至诈下诏书，诈作诏板，伪作玺书，假为策，自书诏以授。廉级陵夷，纪纲板荡，而国命之柄移。大抵外戚宦官之祸，阖闼称制实胚胎之，有天下者可不鉴哉？按《艺文志》儒家：《高祖传》十三篇，高帝与大臣述古谕及诏策；《文帝传》十一篇，文帝所称及诏策。当时会粹，盖有其书，迁、固必采取诸此。先汉诏，迁多以「上曰」书，固间因之。一诏或二三出，详略及用字亦有不同，疑不能无删润。高帝未即位，迁不书诏，惟重祠敬祭诏见《封禅书》。《景帝纪》迁不书诏，其议太宗庙乐舞制诏附见《文帝纪》。文帝于陈武等议，谓「且无议军」，见于《律书》，当亦是诏，固不书。后汉诏有以《东观汉记》、《汉名臣奏》等书见于注，其改诏为制为诰，或谓避武后讳。世祖官王闳子诏附见《董贤传》，晔书逸之。大氐史迁所笔皆有深意，固文赡而意不逮，晔则文亦不逮乎固矣。某假守龙阳，俗古事简，因得纵观三史，裒其所谓诏、制、书、策、令、敕、谕、报、誓约之成章者，凡若干通。事著其略，每帝以臆见系之，釐为若干卷，总曰《两汉诏令》，以补续书之亡。欲观汉治者，当有考于斯文。

成域中之大。归天下之往曰王。王者应历以宰物。酌时以观化。威声雷霆。号令风雨。不严人理。合自然之运。不行家至。契如神之速。德叶协于幽明。道徜徉于古始。无为无事。其大矣哉。洎乎浇淳既变。仁义斯起。偃息庠序。栖迟洙泗。宪章万物之首。驰骋百王之末。清颓波于幽厉。扇儒术于殷周。故春秋作而乱贼惧。风兴删而廉耻生。美韶濩而惉懘之音息。行揖让而庄敬之心劝。夫子圣者欤。名与日月同流。业与乾坤终始。隐焉而光。闇然而彰。命服衮裳。累代称王。曲阜圣人之乡也。先是閟宫霞蔽。正殿岑立。缭以环堵。邃其台门。巍若化造。嶷如□动。允所谓淹中之胜槩。阙里之全模。刺史孟公休鉴。德润尊师。道肥希圣。研精百代。□□□言夜火非官曹之烛。春桑无附枝之咏。判官郡功曹卢曈。以文发身。以清检物。博通□□□数四科。惟此祠庙。厥初层搆。朱户半倾。雕甍中落。难名之阃奥。造次可游。如在之□□□□易睹。将何以克恭过位。加敬及庭。于是孟公首之。卢公翊之。因命县大夫兼大□□□□□裴公新其南门。书时也。公名有象。育元含贞。广学攻文。始登甲科。吏于舒。舒人□□□□□等吏于兖。兖人悦服。蓄可大之用。为致远之资。由是庀乃程。具乃役。不斩仲□□□□□□山之石偿以石而给。功不时而就。大屋横亘。双扉洞开。丹栱绣栭。胶葛固（阙七字）景飞檐骈逼而栖雾。扃鐍既固。享献聿修。官吏惟清肃之谨。邑人无亵渎（阙七字）席及阶而升。数仞之墙。由户而入。君子以为非孟公之化不行。非卢公之（阙八字）不成三事叶同。□底于善。孝智不敏。儒家之流。徒挹春秋舍菜之礼（阙九字）。志不腆之文。俾刊永贞之石。时大历八年十二月一日也。

《汉志》引《武成》篇曰：「惟一月壬辰，旁死霸，若翌日癸巳，武王乃朝步自周，于征伐纣（此与古文合，但一二字差。）」。又曰：「粤若来三月，既死霸，粤五日甲子，咸刘商王纣（颜氏曰：「今文《尚书》之辞。」）」。又曰：「惟四月，既旁生霸，粤六日庚戌，武王燎于周庙。翌日辛亥，祀于天位。粤五日乙卯，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（颜氏曰：「亦今文《尚书》也。」）」。又《毕命》、《丰刑》曰：「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胐，王命作策（《丰刑》，孟康曰「《逸书》篇名。」）」。今按，伏生今文《尚书》无《武成》，独孔氏古文《尚书》乃有此篇。今颜氏注刘歆所引两节，见其与古文不同，遂皆以为今文《尚书》，不知何所考也。诸家推历，以为此年二月有闰，四月丁未为十九日，庚戌为二十二日（若无闰，即四月无丁未庚戌。）。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后，则古文为倒而此志所引者为顺。但其言燎于周庙，似无理耳。况古文此篇文皆错缪，安知「既生魄，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」十四字非本在「示天下弗服」之下，「丁未祀于周庙」之上，而「王若曰」以下乃《大告》《武成》之文耶（以《汤诰》考之，此说为是。）？《毕命》古文有此篇，其年月日与此同，而「王命作册」乃序文。唯《丰刑》为无据，然年月之下亦有「至于丰」字，岂又若《伊训》之「方明」耶？但古文之序「册」下更有「毕」字，孔传以为命为册书以命毕公，如此则全不成文理。本文似亦有阙语，疑「作册」二字乃衍文，而阙一「公」字也。以此可见刘歆所见古文已非其正，而今本亦有阙误，难尽信也。孟康便以《丰刑》为《逸书》篇名，则亦不复本上文自有《毕命》矣，此又误之甚也。

臣闻司马迁有言曰：「六律为万事根本，其于兵械犹重。望敌知吉凶，闻声效胜负，百王不易之道也」。臣尝深爱迁之言律于兵械为犹重，而深惜后之言兵者止以战斗击刺、奇谋诡计为可幸胜，而不知吹律听音为百王不易之道，此律之所以汩没，而学者未尝道也。夫律、度、量、衡古也，渊源于马迁；滥觞于班固，刘昭挹其流，孟康、京房、钱乐之之徒汩其泥而扬其波。迁之言曰：黄钟之实八十一以为宫，而以九为法。实如法，得长一寸，则黄钟为九寸矣。黄钟之实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，而以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为法，实如法亦得长一寸，而黄钟为九寸矣。然则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与夫所谓八十一者，虽多少之不同，而其实一也；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与夫所谓九者虽多少之不同，而其法一也。又曰：丑二，寅八，卯十六，辰六十四。夫丑与卯阴律也，寅与辰阳律也。生阴律者皆二，所谓下生者倍其实；生阳律者皆四，所谓上生者四其实。迁之言才数百，可谓简矣，而后之言律者祖焉，是不亦渊源于马迁乎？固之言曰：黄钟之实八百一十分。盖迁意也。然以林钟之实五百四十，而乃以为三百六十；大簇之实七百二十，而乃以为六百四十。林钟、大簇之实以其长自乘，则声虽有大小，同于黄钟之宫耳。然则魏曹王制律，而与黄钟商徵不合，其失兆此矣。夫自子一分，终于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，盖迁术也。而固亦曰，太极元气，函三为一，始动于子，参之于丑，历十二辰之数而得黄钟之实，以为阴阳合德，化生万物。其说盖有本矣。然其言三分蕤宾损一，下生大吕，而不言夫所谓浊倍之变，何也？夫蕤宾之比于大吕，则蕤宾清而大吕浊，今又损三分之一以生大吕，则大吕之声乃清于蕤宾，是不知夫倍大吕之浊。然则萧衍之论，至于夹钟而裁长三寸七分，其失兆此也，是不亦滥觞于班固乎？昭之言曰，推林钟之实至十一万八千九十八，大簇之实至十五万七千四百六十四。二乘而三约之者，为下生之实；四乘而三约之者，为上生之实。此迁、固之意，而昭则详矣。然以蕤宾为上生大吕，而大吕乃下生夷则，何也？盖昭之说阳生阴为下生，阴生阳为上生。今以蕤宾为上生大吕，则是阳生阴，乃上生也；以大吕为下生夷则，则是阴生阳，乃下生也。其弊亦由不知夫大吕有浊倍之变，则其视迁、固去本远矣，是不亦挹其流于刘昭乎？若夫孟康、京房、钱乐之之徒，则又大不然矣。夫班固以八十一分之实，起十二律之周径，度其长以容其实，初未尝有径三围九之说也。康之徒惑于八十一分之实，以一寸为九十分，而不察于方圆之异，于是有径三围九之论兴焉。夫律之形圆，如以为径三围九，则缺其四角之方，而不足于九分之数，以之容黍，岂能至于千二百哉？然则所谓围九者，是谓围九方分也。何以知之？知龠之方则知黄钟之分亦方也。固虽无明说，其论洛下闳起历之法曰：律容一龠，积八十一寸，则一日之分也。夫八十一寸者，是乃八百一十分，以千二百黍纳之龠中，则不摇而自满，是无异黄钟之容也。龠之制，方寸而深八分，一龠之方，则黄钟之分安得而不方哉？围九方分而圆之，则径不止于三分矣。故夫径三围九之说，孟康为之也。然由律生吕，数十有二止矣。京氏演为六十，钱乐之广为三百六十，则与黄帝之法悖矣。盖乐之用《淮南》之术，一律而生五音，十二律而为六十音，因而六之，故三百六十音，以当一岁之日。以黄钟、大簇、姑洗、林钟、南吕生三十有四，以大吕、夹钟、仲吕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生二十有七，应钟生二十有八，始于包育而终于安运。然由黄钟迄于壮进百有五十，则三分损一焉以下生；由依行迄于亿兆二百有九，则三分益一焉以上生；惟安运为终而不生。其言与黄帝之法大相牴牾。自迁、固而下，至是杂然莫适为主。至五季王朴而后议少定，沈括、蒋之奇论之当矣。是不亦汩其泥而扬其波乎？呜呼！律也者，固以实为本而法为末，陛下修其实于上，而有司方定法于其下，以协天地中和之声，则夫数子者，其说有可考焉，臣敢轻雌黄哉？

九月二十二日，镇再拜复书君实足下：昨日辱书，以为镇不当为议状是房庶尺律法。始得书，𢥠然而惧曰：镇违群公之议，而下与匹士合，有不适中，宜获戾于朋友也。既读书，乃释然而喜曰：得君实之书，然后决知庶之法是，而镇之议为不谬。庶之法与镇之议，于今之世用与不用，未可知也，然得附君实之书传于后世，使后世之人质之，故终之以喜也。君实之疑凡五，而条目又十数，安敢不尽言解之？君实曰：《汉书》传于世久矣，更大儒甚众，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？是必谬为脱文，以欺于镇也。是大不然。镇岂可欺哉？亦以义理而求之也。《春秋》「夏五」之阙文，《礼记·玉藻》之脱简，后人岂知其阙文与脱简哉？亦以义理而知之也。犹镇之知庶也，岂可逆谓其欺，而置其义理哉？又云一黍之起，于刘子骏、班孟坚之书为冗长者。夫古者有律矣，未知其长几何，未知其空径几何，未知其容受几何，岂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间哉？宜起一黍，积而至一千二百然后满，故曰「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」。其法与文势皆当然也，岂得为冗长乎？若如君实之说，以尺生律，《汉书》不当先言本起黄钟之长，而后论用黍之法也；若尔，是子骏、孟坚之书不为冗长，而反为颠倒也。又云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是为新尺一丈二尺者。君实之意，以积为排积之积，广为一黍之广而然邪？夫积者，谓积于管中也，广者谓所容之广也。《诗》云「乃积乃仓」，孟康云「空径之广」是也。又云「孔子曰必也正名乎」者，此孔子教子路以正卫之父子君臣之名分，岂积与广之谓邪？又云「古人制律与尺、量、权、衡四器者，以相参校，以为三者茍亡，得其一存，则三者从可推也」者，是也。又云「黍者，自然之物，有常而不变」者，亦是也。古人之虑后世，其意或当如是。然古以律生尺，古人之意既知黍之于后世可以为尺，岂不知黍之于后世亦可为律，而故于其法为相戾乎？若如君实之说，则是古人知一而不知二也，知彼而不知此也。又云「径三分，围九分者，数家之大要，不及半分则弃之也」者。今三分四釐六毫，其围十分三釐八毫，岂得谓不及半分而弃之哉？且律吕之用，天地精祲，阴阳疏密，尽能总括，不可差其秒忽，至使郑康成以馀分离为数千，算其奇○，用明注解。岂有三分之内剩四釐六毫弃而不取哉？又言「律管至小，而黍粒体圆，其中岂无负戴庣空之处，欲责其丝忽不差邪」者，此足以见君实大不晓律吕声音之甚也。设使空径只取三分，更无四釐六毫，其容才一千三十黍，任使敌撼满溢，馀一百七十更无所容；若要所容，则长其□一寸三分强方始容受，曾不知其声已展下三律矣。《汉书》曰：「律容一龠，得八十一寸」。谓以九分之围乘九寸之长，九九而八十一也。今围分之法既差，则新尺与量未必是也。如欲知庶之量与尺合，姑试验之乃可。又云：「权衡与量，据其容与其重，必千二百黍而后可。至于尺法，止于一黍为分，无用其馀」。若以生于一千二百，是生于量也。且夫黍之施于权衡，则由黄钟之重；施于量，则由黄钟之龠；施于尺，则由黄钟之长；其实皆一千二百也。此皆《汉书》正文也，岂得谓一黍而为尺邪？岂得谓尺生于量邪？又云「庶言太常乐太高，黄钟适当古之仲吕。不知仲吕者，果后夔之仲吕邪？开元之仲吕耶？若开元之仲吕，则安知今之太高，非昔之太下」者。此正是不知声者之论也，无复议也。又云「方响与笛，里巷之乐，庸工所为，不能尽得律吕之正」者。是徒知古今乐器之名为异，而不知其律与声之同也，亦无复议也。就使得真黍，用庶之法制为律吕，无忽微之差，乃黄帝之仲吕也，岂直后夔、开元之云乎？《书》曰「律和声」，方舜之时，使夔典乐，犹用律而后能和声。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，以为适然，而欲以求乐之和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，其可得乎？其可得乎？太史公曰：「不附青云之士，则不能成名」。君实欲成其名，而知所附矣，惟其是而附之则可，其不是而附之，安可哉？谚曰：「抱桥柱而浴者必不溺」。君实之议，无乃为浴者类乎？君实见咨，不敢不为此諓諓也。不宣。镇再拜（《司马文正公传家集》卷六一附录，明刻本。又见《皇朝文鉴》卷一一六，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一○六，《文献通考》卷一三一，《经济类编》卷四六，《文章辨体汇选》卷二二四，《宋代蜀文辑存》卷九。）。

「其」下一字，原本漫漶不明，似「必用」二字合为一字，然不可通，姑阙俟考。

《诗话》指功曹非复汉萧何，为杜诗之误。按《汉高祖纪》：「萧何为主吏」。孟康注曰：「主吏，功曹也」。孙策谓虞翻曰：「卿以功曹为吾萧何」。则杜非误矣。